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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样的教育,教出了瑞典气候女孩?

文章来源 : 世界说 2019年10月09日 分享文章 37

最近几个月,每周五早上途径斯德哥尔摩瑞典国家议会大楼的时候,总能看到集中在大楼门前示威的中学生,有时只有零零星星的一小群,也有时会有老师带着学生一起出现。这是格蕾塔·通贝里(Greta Thunberg),那位十六岁瑞典“气候少女”的响应者和追随者们。去年八月正是在这里,格蕾塔·通贝里发起了她的第一次罢课抗议,要求政府为气候变化采取更多行动。

她在第二天就吸引到了同伴,在第二周则赢得了社交媒体上的网友关注,但在当时,无论是瑞典国内舆论,还是旁观者如我,都没有预料到她的倡议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发展成一场全球运动。

上个周五,随着格蕾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发表了她的演讲,议会大楼门前的抗议人数也达到了我所见的最高峰。

什么样的教育,教出了瑞典气候女孩?

格蕾塔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 视觉中国

如果不是发生在瑞典,不知道像格蕾塔这样“一个人的抗议”还会不会有“然后”。今年5月,格蕾塔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王花园的演讲中曾喊出“Vi måste offra vår utbildning”(我们必须牺牲我们的教育)的口号,如今站在议会大楼门前的学生们,大概正是在身体力行她当时的号召了。

被牺牲的瑞典教育,还好吗?

格蕾塔曾在许多场合回忆起她投身于环保运动的开始:那是在她11岁时的学校课堂上,她在那里第一次了解到了全球变暖与气候变化,随即被巨大的恐惧所笼罩。接下来的那段时间,她开始频繁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全球气候报告,这最终促使她决定走向国会大楼门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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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今年5月在斯德哥尔摩市中心国王花园的演讲中称“必须牺牲我们自己的教育去做那些大人不敢做的所有事

对于瑞典孩子来说,这不是什么特殊体验:瑞典是全世界环境教育最受重视、也最为先进的国家之一,环境教育理念自1969年即写入中小学课程大纲,相关的课程内容贯穿了自然科学导向(NO,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和技术)和社会科学导向(SO,包括地理、历史、宗教和公民)两大板块,在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共6605小时的总课程设计当中,自然科学导向占了800小时,社会科学导向则占到885小时,除此之外,许多学校还会开设就环境议题展开的理解性研究和/或“特殊活动”,二者通常要在每周的学习时间中占到6-7小时之多。2011年的一份研究指出,环境问题与可持续发展已经在瑞典整体教育系统中成为了许多科目的核心关注问题。

除此之外,瑞典还拥有广为国际赞誉的户外教育传统,孩子们自学龄前阶段开始,就被鼓励参与到森林探险的小组活动中去,在瑞典的小学阶段,就连数学和历史的许多课程,也有老师会选择带领班级在户外完成。

这样的共同成长背景,或许就是格蕾塔能够迅速吸引到同伴和同龄人支持的原因之一。

而在如我这样的局外人看来,瑞典教育带给格蕾塔的影响或许比她公开提及的这些更加深远。瑞典教育系统素以宽松自由、尊重学生个性著称,学生们几乎没有任何升学压力,只需修满学分即可升入下一阶段,从小患有阿斯伯格综合征、强迫症和选择性缄默等病症的格蕾塔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她五年级时,老师安妮塔·冯·贝伦斯(Anita von Berens)还曾每周利用休息时间在图书馆帮她补课两小时,使格蕾塔顺利通过了五年级的课程。

安妮塔老师至今仍被媒体描述为格蕾塔“最好的朋友”,在媒体新近发表的采访当中,对于格蕾塔目前的社会活动安妮塔老师也持赞许和支持的态度:尽管作为教师,她认为格蕾塔应在学校学习,但与此同时,由于相信格蕾塔正在做的是自己擅长的事业,安妮塔老师表示,教师的任务应当是“帮助支持她的学业”。包括上周五在内,安妮塔老师多次参与过格蕾塔发起的罢课抗议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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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与老师安妮塔在瑞典国家议会大楼前罢课的照片 / 瑞典《斯德哥尔摩报》

在瑞典教育工作者中,安妮塔老师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在校上课很重要,不过格蕾塔也是在做正确的事情。斯德哥尔摩的一位小学校长Lee Orberson认为,“这场学生运动的主题很好,学生关心重要问题是好事”;瑞典南部哥特兰岛一位名叫托斯滕·弗莱明(Torsten Flemming)的校长称,“这也是学校教育的一部分,和民主教育和可持续发展教育一样,我们应该教导学生对地球负责,为环境抗议就是在社会中实践这些知识的一种方法。”

这也是瑞典教育的特色之一。近年来,由于“参与式”教育越来越受推崇,包括环境教育在内的整体教育模式越来越多地从传授某种理念或知识,逐渐转向在交流中获得观点与思考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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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格蕾塔在Instagram上发帖感谢学校的同学和老师 / 网页截图

今年6月毕业时,格蕾塔曾在Instagram发帖感谢学校的老师和同学,并对媒体表示自己将休学一段时间。瑞典国家电视台SVT在报道中称“高中教育需稍微等等气候活动家”。她就读的Kringlaskolan学校的副校长马格努斯·安德森(Magnus Andersson)对SVT表示:“很开心格蕾塔喜欢我们的学校,和其他学生一样,学生喜欢,我们开心。对于我们而言,她不是世界名人,而是学生。”

“格蕾塔现象”,是福是祸?

瑞典的教育体系植根于这个国家的政治气候和社会传统:从1972年召集斯德哥尔摩峰会开始,在其他议题上存在感并不高的北欧国家瑞典一直被视为全球环境保护运动的领导者,这使得环境保护与其后续概念可持续发展,比其他国家更早地在瑞典成为一种普遍的政治共识,被视为瑞典致力于打造的“福利社会”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而在斯德哥尔摩峰会上获得高度重视的教育问题,又反过来成为塑造瑞典教育形态的关键作用力。

长达半个世纪的环境教育,让瑞典社会在许多环境相关理念上似乎都比大部分国家走得更远:瑞典的有机食品消费量为全欧洲最高,废品回收率也居世界前列,2011年秋,带有生态标签的住宅在斯德哥尔摩正式启用,居住其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为普通住宅的一半左右——根据一项当时进行的市场调查,高达70%的瑞典人愿意为此买单。

格蕾塔的家庭亦是其中一员。一些国际媒体已经注意到,格蕾塔的妈妈、瑞典著名歌剧女高音歌唱家玛莲娜·恩曼出于“不搭乘飞机”的环保承诺放弃了自己拓展海外事业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同样的“飞机羞耻症”已经导致瑞典国内十大最繁忙机场客流量在2019年下降了2.8%,8月瑞典国内航班客流量和去年同期相比减少了10%,而选择火车出行的人数从20%上升到了37%。“飞机羞耻症”正在继“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后成为瑞典的另一心理文化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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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蕾塔搭乘帆船横渡大西洋 / 视觉中国

今年秋天,格蕾塔和她身为舞台剧演员的父亲斯万特·通贝里帆船横渡大西洋的举动引起全球瞩目(和不小争议),也只是这种理念的又一次实践而已。

有这样的舆论土壤,格蕾塔的行动迅速获得广泛支持似乎并不值得意外。瑞典左翼阵营的环境党发言人伊莎贝拉·洛文(Isabella Lövin)在今年3月曾在媒体上对格蕾塔表示祝贺,“如果格蕾塔的祖国可以成为第一个改变的国家,那么我们已经取得了历史上伟大的成就。 ”左翼社会民主党(也是瑞典最大政党)则在其官网称在对抗气候变化上,格蕾塔是“全球的榜样”。

但格蕾塔的意外走红,也在瑞典国内引起了不小争议,这不是围绕她的观点,而是她罢课抗议并呼吁其他人效仿的“格蕾塔现象”。

格蕾塔本人不能算是瑞典教育系统的失败案例:在九年级的毕业考试当中,格蕾塔无疑取得了相当不错的成绩,十七门课程中的十四门都拿到了“A”,其中五门还获得了班级最高分。

但这样的例外是否值得被鼓励为“榜样”?目前为止,大部分人对格蕾塔带来的罢课风潮都持担忧态度。

过去十年,由于与国际教育水平相比瑞典学生的学业水平出现持续下滑,教育质量问题受到社会热议,也成为左右翼政党争辩的重要议题之一,2015年5月的研究证实,提高教育质量已成为瑞典的当务之急,尤其是提高学生的阅读、数学和科学的学业水平,而与此同时,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学业高压的东亚、东南亚地区学生却在同类测试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从2000年到2015年,瑞典学生的PISA得分从512.7下降到了495.7,下滑幅度是所有接受测试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最大。是教育模式出了问题,投入还不够大,还是移民群体造成的冲击,抑或只是这样的测试体系不适合瑞典人?造成学生表现下滑的原因为何,迄今众说纷纭。

但无论如何,保证上课时间总没错。瑞典全国教育局(Skolverket)局长彼得·弗雷德里克森(Peter Fredriksson)曾在近月接受瑞典《晚报》采访时表示学生应履行义务教育的义务,这意味着学生应该在学校上课,气候环保运动应该在课余时间去做。根据学校规定,如果学生未经准假参与抗议活动,将被视为旷课。

今年3月,《晚报》还在读者群中进行了一次民意调查,题为“是否应该准假让学生参与气候运动?”结果显示,66%的民众持反对意见。

什么样的教育,教出了瑞典气候女孩?

民意调查结果柱形图,共有74522人参与了投票 / 瑞典《晚报》

而随着近月来格蕾塔成为国际知名人物,甚至被调侃为“最有名气的瑞典人”,她身后的瑞典教育系统面临的选择困境也日益凸显出来:对于更多的普通瑞典学生,这样的举动该不该鼓励?

在解释自己为什么要发起罢课行动的时候,格蕾塔曾经说:“气候罢课的象征性意义在于,如果你们成年人不关心我的未来,那我也不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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